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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提醒我们要注意行政技术标准僵化所导致的违法过剩现象，研究不同行政领域中技术标准对违法行为增长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与行政技术标准之间的张力。

但是，大多数社会契约论者都认识到，不可能做到没有不正义的法律。一般认为，公民不服从是非法的，似乎就可以不需要正式的法律制度。

几年以后，基本规律也会发生变化。[22]也即是说，对法律的不服从，其最终表达的是对法律的忠诚。（参见有关媒体报道）这个例子虽然在形式上跟西方的公民不服从极其相近，但是，由于我国至今不具备公民不服从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及其他条件，因此，这个例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30] [美]汉娜·阿伦特：《公民不服从》，载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15]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也决不是一个普世的、可以不经论证就可适用于任何场合的东西，而必然存在一定的限度。

但也有人认为，正是专制的存在，才为公民不服从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辩护的理由。随着这种状况的改善，公民不服从存在的条件逐渐具备，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实行公民不服从的。如果科学不确定性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使环保署不能对温室气体是否影响全球变暖作出合理的判断，环保署必须指出这一点。

[74]胡娟：《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8期。科学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解难题作业，它成为一项政府、产业界乃至普通公民都参与其中的公共的事业。另外，关于杨晓陆诉农业部要求公开孟山都公司草甘膦除草剂毒理试验信息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月27日立案后至今没有对该案作出判决。早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在几个案件中强调，如果没有行政机关对其决定的充分解释，它就无法履行司法审查职责。

这时候要保持谦卑也不可能了。[67]在发回重作期间，行政决定仍然具有效力，但是，行政机关需要再度对该决定作出解释以使其能够经得起司法审查。

[92]即使在没有诉讼实际发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程序的反向作用达成这一目的，也就是说，实现法院对行政决策的不在场参与。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结合在一起所抛弃的，不仅仅是旧的科学，也包括（作为）其基础的形而上学。[69]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司法谦抑的一种体现。[50]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环保署提出的这两项理由都予以驳回。

[54] 在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以及其他政策性决定的案件中，法院将审查的重点从对行政行为结果的实体性审查转移到对行政行为作出过程的审查是非常自然的。[1]由于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行政行为通常都属于行政决策或者政策性决定（policy decisions），笔者于本文中根据具体语境酌情使用行政行为、行政决定、行政决策等概念，其含义是一样的，即均指行政机关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政策选择活动。[29]虽然程序的价值不容否认，但有时也只是聊胜于无。但实际上，在涉及科学不确定性问题时，行政决策和其他形式的公共决策（例如立法）所面临的困难基本上是一样的。

[3]参见施磊：《中国公民控告美转基因巨头》，《长江商报》2015年4月6日，第A03-A04版。科学共同体事实上承担着科学法官的角色，尽管它常常是以法院的帮助者即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的面目出现的。

同时，在后常规科学背景下，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科范式和价值判断有很大分野，更需要在公共决策过程中，保证多元化的专家意见输入与表达。该条第2款规定：如果复审法院发现行政行为具有下列性质，应当宣布其非法并予以撤销：（1）专断、反复无常、滥用自由裁量权（arbitrary, capricious, an abuse of discretion）或者存在其他不合法的行为……[32] 这里的专断、反复无常标准是什么含义呢？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颁布后的头二十年里，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采取高度遵从（deference）的态度。

[6]罗素指出，科学的发展导致人类关于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类认识到自己不再是宇宙的目的。参见陈玲、薛澜、赵静、林泽梁：《后常态科学下的公共政策决策——以转基因水稻审批过程为例》，《科学学研究》2010年第9期。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不认同这种提法。参见[美]瓦穆斯：《科学中的艺术与政治》，章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页。[60] See Phelps Dodge Corp. v. NLRB,313 U.S.177,197(1941). [61] SEC v. Chenery Corp.,318 U.S.80,94(1943). [62] See Patrick M. Garry, Judicial Review and theHard LookDoctrine,7 Nevada Law Journal 167(2006). [63] See Matthew C. Stephenson, A Costly Signaling Theory ofHard LookJudicial Review,58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763(2006). [64]同前注[17]，福特沃兹、拉维茨文。[82]也就是说，这种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表现为科学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的过程。

该案裁判作出以后广受好评，就是因为它相当妥善地处理了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不确定性问题。[56]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严格检视无关司法怀疑主义，它只不过是司法审查不可避免的结果。

瑞士学者诺沃特尼等人指出，我们很难说是乌合之众霸占了当代广场（超越市场和政治范畴的新型公共空间），因为当代广场是文明教育体制的产物，由受过良好教育并擅长清楚表达自身观点的人们所组成。参见前注[9]，库恩书，第148页。

无疑，严格检视之审查的运用会对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德国的科学家受政府和军方雇佣参与化学武器研发的事实，大大削弱了科学家群体传统的圣徒形象。

因为，如果能找到支持某一行政决策的实质性证据，那就不是科学不确定性的问题了。然而，过去的科学实践充分说明，科学领域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宇宙间一切规律的把握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此后，州农保险公司案常常被解读为要求行政机关对其行为提供详细的、合理的解释，包括是否考虑了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对偏离过去的惯例作出说明，等等。[77]同前注[19]，陈玲、薛澜、赵静、林泽梁文。

此外，环保署还声称，有关汽车尾气的任何管制对调控气候变化来说都是零敲碎打的方法（piecemeal approach），这种管制会与总统解决这一问题的综合方案（comprehensive approach）相冲突。[86]比如，英国兰开斯特大学学者的研究显示，英格兰康布连的牧羊人对辐射沉积的生态学理解并不比官方科学家差。

美国法院在司法审查实践中针对这种审查对象发展出一种新的司法审查方法即严格检视。法院在审查行政决定的作出过程时所运用的审查方法，可称之为过程性审查（review of process）。

[26]那么，法院究竟应该如何审查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行政行为呢？ 鉴于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罕有处理科学不确定性问题的先例，理论上也缺乏相关的研究文献，我国研究者可以参看一下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如何处理这类案件的。[74] 科学为善（Good）和真（True）的担保人的旧观念已成为历史。

二是即使它有权确定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在当下这么做也是不明智的。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曾）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 这段评论生动而又深刻地揭示出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19]参见于爽：《库恩与后常规科学》，《哲学研究》2012年第12期。王建设：《技术决定与社会建构论关系解析》，东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70]严格检视之审查也因此很容易获得接受，因为这种不撤销而发回重作的救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严格检视之审查的严格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曾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8]198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瓦穆斯（Harold Varmus）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感叹，科学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很多问题依然在科学的把握之外。人们常常认为，法官应当更关注自身的专长——法律解释——而对他们并不具有特别的专业知识的领域（比如那些具有科学和技术内容的方面）关注更少一些。

我们不需要也没有触及这一问题，被起诉的环保署是否必须作出危害性判定，或者在作出这种判定的情形下，政策关切是否需要环保署付诸行动。[12]某种科学理论被人们暂时接受并认为正确，可能只不过是当下尚未发现那只足以否定、推翻它的黑天鹅而已。